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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73年的日内瓦，莱蒙湖上起了薄雾。
1873年的日内瓦，莱蒙湖上起了薄雾。
巴枯宁把自己关在书房里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。他已经59岁，腿脚浮肿，走几步路就要喘一阵。
桌上的稿纸摞得老高，笔迹潦草，墨迹有些地方晕开了，像是下笔太重，墨水来不及干透就被手掌蹭过去了。
门开了一道缝，他的学生罗斯从外面探进头来，把一杯热茶放到桌边，低声说，已经三天没出门了，要不要先休息一下。
巴枯宁头也不抬，把那杯茶往旁边推了推，说，你
巴枯宁头也不抬，把那杯茶往旁边推了推，说，你先出去。
罗斯没动，站在那里看了一眼桌上的稿纸，说，写的是驳马克思的？
巴枯宁这才停下笔，抬起头，说，不是驳他。是问他一个他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的问题。
巴枯宁拿起那叠稿纸翻了翻，把其中一页抽出来递过去，说，你自己看。
罗斯接过来，在灯下看了一会儿，脸色慢慢变了。
罗斯接过来，在灯下看了一会儿，脸色慢慢变了。
他把那页纸放回桌上，没有说话。
巴枯宁重新拿起笔，说，这个问题，马克思没有答案。他以为他有，但他没有。
罗斯站了片刻，转身出去了，把门带上。
巴枯宁的笔在稿纸上继续移动，窗外的湖面上雾气
巴枯宁的笔在稿纸上继续移动，窗外的湖面上雾气越来越浓，把对岸的山影整个吞没了。
那叠稿纸，就是后来让整个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炸开锅的《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》。
而在伦敦，马克思读完这本书之后，拿起了笔记本，悄悄写下了一份从未打算公开的回应，那份回应在他身后沉睡了四十三年，才被人从故纸堆里翻出来。
展示在世人面前，两人之间那场迟来的交锋，在那一刻才算真正完整地呈现出来，而这场交锋里埋藏的那些问题，打那以后从来没有真正平息过。
【1】1829年至1861年——巴枯宁走过的
【1】1829年至1861年——巴枯宁走过的那条路
1829年秋天，普列缅诺村的庄园里，巴枯宁的父亲亚历山大把15岁的儿子叫到书房。
亚历山大坐在椅子后面，把一封信推到桌子中间，说，圣彼得堡炮兵学校的入学通知下来了。
巴枯宁站在那里，看了一眼那封信，没有去接，说，我不想去。
亚历山大说，你不想去不行，这是你能走的路。外
亚历山大说，你不想去不行，这是你能走的路。外省贵族的儿子，不是军队就是外交，你自己选一个。
巴枯宁沉默了一会儿，把那封信拿起来，揣进上衣口袋，转身走了。
亚历山大在他背后说，到了那里好好念书，别惹事。
这句话，巴枯宁显然没有放在心上。
进入圣彼得堡炮兵学校之后，巴枯宁表现得中规中
进入圣彼得堡炮兵学校之后，巴枯宁表现得中规中矩，1832年完成学业，被分配至立陶宛地区的炮兵部队，后转至明斯克一带。
军营里的生活让他觉得透不过气，他给家里写信，说这里的人每天想的就是军衔和饭食，没有人谈哲学，没有人谈思想，他在这里快要憋死了。
日子一天天过，他对军队的厌倦不仅没有减退，反而越积越深。
1835年，他以健康为由申请退役，获批之后立刻离开军队，前往莫斯科。
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文学沙龙上，那天在座
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文学沙龙上，那天在座的人都在争论黑格尔的一个命题，别林斯基主张一种理解，其他人另有看法，争到最后僵在那里，没人说得服谁。
巴枯宁坐在角落里，一直没开口，等众人都安静下来，他才说，你们都没有抓住黑格尔真正想说的东西。
别林斯基转过头来看他，说，那你说，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。
两个人就这样从下午一直谈到深夜，把其他人都晾在一边，谈完之后在街上又站了一个多小时才各自散去。
从那之后，两人成了莫斯科知识圈子里走得最近的
从那之后，两人成了莫斯科知识圈子里走得最近的朋友之一。
别林斯基后来在给友人的信里提到巴枯宁，说这个人有一种罕见的能力，能从任何一个哲学问题里看到它最尖锐的那一面，然后把那一面挑出来，迫使所有人直视它。
1840年，巴枯宁自费前往柏林，进入柏林大学旁听。
他给别林斯基写信说，柏林这里的空气不一样，哲学在这里不是书房里的东西，是街上的东西，每个人都在谈，咖啡馆里谈，广场上谈，大学走廊里谈，他在这里才觉得真的活着。
别林斯基回信，叮嘱他少说话，多听，先把德语打
别林斯基回信，叮嘱他少说话，多听，先把德语打磨得更流利再发言。
巴枯宁没有照做。到了柏林没多久，他就已经出现在各种讨论场合里，用磕磕绊绊的德语和当地学生争论哲学命题，争不过语言关就换回法语，法语说不明白的再补一句俄语，整个人像一个停不下来的发动机。
1842年，他在德国《德意志年鉴》上发表文章，第一次让更多人看到了他的名字。文章里有一句话，被人反复转引——破坏的激情同时也是创造的激情。
这句话说出来之后，各种各样的人开始找他。有人来讨论哲学，有人来谈革命，有人来质问他，有人来追随他。
巴枯宁来者不拒，每个人都和他谈，谈完再和下一
巴枯宁来者不拒，每个人都和他谈，谈完再和下一个人谈。
他在柏林、在巴黎、在苏黎世之间来回移动，每到一处都会聚起一批谈话的人，然后再出发去下一处。
1843年，他辗转抵达巴黎，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马克思。
那次见面是通过共同的朋友安排的，地点在巴黎的一处公寓。
马克思那时候25岁，留着黑色的浓密络腮胡，说
马克思那时候25岁，留着黑色的浓密络腮胡，说话很快，逻辑严密，一个论点接着一个论点，几乎不给对方插嘴的机会。
巴枯宁比他大四岁，坐在那里听了一会儿，等马克思停下来喝了口水，才说，你说的那些，前提是工人阶级愿意按照你说的那条路走。
马克思说，历史规律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。
巴枯宁说，历史规律是你归纳出来的，不是工人说出来的。
马克思沉默了片刻，说，你的意思是什么。
马克思沉默了片刻，说，你的意思是什么。
巴枯宁说，我的意思是，工人想要的，不一定是你替他们想的那个东西。
那次见面之后，两人没有立刻决裂，但彼此都知道，方向不一样。
公寓里其他在场的人后来各自回忆起这次会面，说法不尽相同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： 那天两个人谈完之后，气氛相当沉，谁都没有要再多说几句的意思。
1844年，巴枯宁还在巴黎，见到了蒲鲁东。
1844年，巴枯宁还在巴黎，见到了蒲鲁东。
蒲鲁东比巴枯宁大五岁，出身工人家庭，做过印刷工，靠自学成才。两人见面之后谈得比巴枯宁和马克思投机得多。
蒲鲁东不相信国家，认为一切形式的权威都是对人的压制，巴枯宁听完，说，你说出了我一直想说但还没有找到准确表达的那个东西。
蒲鲁东笑着说，那我们大概是一路人。
此后数年，蒲鲁东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形成
此后数年，蒲鲁东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。
巴枯宁后来在给友人的信里说，蒲鲁东是他遇到的人里，少数几个真正从内部理解权力问题的人，他不是从书本上分析权力，而是从自己的生活经历里感受权力，这让他说出来的东西和那些只在书斋里研究的人完全不同。
1848年，欧洲革命浪潮席卷各国。巴枯宁先后赶赴布拉格、德累斯顿，参与各地的起义和运动。1848年6月，他出席了在布拉格召开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。
1849年5月，他参与了德累斯顿五月起义，这是当年德国最重要的一次武装起义之一。
起义持续了数日，1849年5月9日前后被普鲁
起义持续了数日，1849年5月9日前后被普鲁士军队镇压，巴枯宁被萨克森当局逮捕。
萨克森法院先判处他死刑，后改为终身监禁。
1850年，奥地利以他曾参与布拉格事件为由提出引渡，将他关押于奥姆尔茨要塞和布拉格要塞。
1851年，俄国沙皇政府再度提出引渡，将他转入圣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单独关押，条件极为严苛，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。
在要塞里，潮湿、阴暗、无书可读、无人交谈，巴
在要塞里，潮湿、阴暗、无书可读、无人交谈，巴枯宁在那里熬过了数年，牙齿大部分脱落，身体每况愈下。
1857年，他被转至西伯利亚，在托博尔斯克和伊尔库茨克以流放者身份生活。
1861年，他趁监视松弛之机，从伊尔库茨克出逃，沿阿穆尔河顺流而下，在日本横滨短暂停留，随后横渡太平洋，经旧金山、巴拿马地峡、纽约，于1861年年底抵达英国伦敦，重新出现在欧洲革命运动的视野里。
消息传开，流亡者圈子里沸腾了一阵。
赫尔岑在伦敦听到这个消息，当天就去找巴枯宁，
赫尔岑在伦敦听到这个消息，当天就去找巴枯宁，两个人在赫尔岑家的客厅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，赫尔岑说，你这一圈绕得，把地球的腰都快绕断了。
巴枯宁说，西伯利亚的雪就那么几种颜色，待够了，不绕这一圈出不来。
此后，巴枯宁先后在意大利、瑞士等地活动，逐步建立起以无政府主义为旗帜的组织网络，并于1868年加入第一国际，由此与马克思产生了直接的组织层面的交集。
【2】1818年至1864年——马克思走过的那条路
1841年春天，马克思在柏林给父亲的朋友写了
1841年春天，马克思在柏林给父亲的朋友写了一封信，说他刚刚拿到耶拿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，打算谋一个大学教职。
回信来得很慢，等他拿到，上面的意思是，他的老师布鲁诺·鲍威尔在波恩大学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，当局正在清查思想激进的学者，马克思若想在大学里谋职，时机很不好。
马克思把那封信放在桌上，看了很久，转身去收拾行李，准备去科隆。
他对恩格斯说过，他当时其实并不是很失望。他说，大学是什么地方，是关门做学问的地方。他想做的事情，不是关在门里面做的。
1842年，他开始给科隆的《莱茵报》撰稿，同
1842年，他开始给科隆的《莱茵报》撰稿，同年出任主编。
《莱茵报》在他手里越办越硬，文章直接批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，引来当局持续的压力。
编辑部的同事私下议论，说马克思这样搞下去迟早会出事，劝他收敛一点。
1843年3月，《莱茵报》被普鲁士当局勒令停刊。马克思在最后一期编完之后，把办公室的钥匙放在桌上，走了出去，没有回头。
1843年6月，他和燕妮·冯·威斯特华伦在特
1843年6月，他和燕妮·冯·威斯特华伦在特里尔结婚。此后，两人离开特里尔，前往巴黎。
1844年，在巴黎，马克思和恩格斯重逢。
两人最初在1842年见过一面，谈得不深。这一次在巴黎再遇，却是另一回事了。
恩格斯带着他在曼彻斯特工厂区深入调查后写成的笔记，马克思看着那些数字和描述，两人谈了整整十天，从早晨谈到深夜，每天如此。
恩格斯后来说，他带来的是大量细碎的、具体的工
恩格斯后来说，他带来的是大量细碎的、具体的工厂观察，马克思拿着这些材料，像一个钟表匠拿到了一堆零件，能准确地告诉你每一个零件在整个机器里处于什么位置。
这让恩格斯意识到，他们两个人合在一起，能做到任何一个人单独做不到的事情。
1845年，马克思被法国当局驱逐，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。在布鲁塞尔，他和恩格斯合作起草《共产党宣言》。
写《宣言》的那段时间，截止日期一再临近，共产主义者同盟催得紧。恩格斯写了一份问答体的草稿，马克思看完，说，这个形式不对，要改成宣言的体裁，语气要直，不能像答题纸。
恩格斯说，那你来写，我去准备其他材料。
恩格斯说，那你来写，我去准备其他材料。
马克思把那份草稿推到一边，重新铺开新纸，开始写。
据说写得极快，连续数日几乎没怎么睡觉，把燕妮叫来帮他誊清，两人轮流抄写，赶在截止日前把稿子送了出去。
1848年2月，《共产党宣言》在伦敦出版。
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，马克思返回科隆，主编
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，马克思返回科隆，主编《新莱茵报》，参与德国民主运动。
革命失败后，他被驱逐出境，经巴黎短暂停留后，于1849年8月抵达英国伦敦，此后终身未再离开。
伦敦的生活，开头极为艰难。马克思一家住在索霍区迪恩街，房子狭小，孩子多，钱不够用，债主时常登门。
燕妮给朋友写信，说家里的钱有时候连买煤的都不够，冬天冷得孩子哭个不停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恩格斯从曼彻斯特持续接济，才把最难的那些时候
恩格斯从曼彻斯特持续接济，才把最难的那些时候撑了过去。
马克思每天去大英博物馆阅览室，查阅资料，做笔记，写作。他在那里一坐就是数十年，整理出的笔记摞起来，据说比他的书桌还要高。
1867年9月，《资本论》第一卷在汉堡出版。
马克思把第一批样书拿到手，坐在书桌边翻了很久，然后给恩格斯写信，说这是他这辈子所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，不管结果如何，这件事他做完了。
恩格斯在回信里说，这本书出版之后你应该好好睡
恩格斯在回信里说，这本书出版之后你应该好好睡一觉，你已经太久没有睡一个完整的觉了。
1864年9月，第一国际在伦敦圣马丁堂成立。
马克思起草了成立宣言，成为总委员会的核心成员。
此后数年，他在这个平台上与来自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活动家产生了直接联系，也在这个平台上与巴枯宁展开了延续多年的路线冲突。
【3】1864年至1872年——第一国际内部
【3】1864年至1872年——第一国际内部的裂变
1868年秋天，日内瓦，第一国际瑞士联合会的一次会议上，巴枯宁第一次以正式成员的身份出现在第一国际的活动场合。
坐在他旁边的是詹姆斯·纪尧姆，瑞士制表工人，也是巴枯宁在瑞士最主要的追随者之一。
会议快结束的时候，纪尧姆凑近巴枯宁，低声说，伦敦那边对你加入的事，知道吗？
巴枯宁把椅子往后靠了靠，说，他不喜欢，但他没
巴枯宁把椅子往后靠了靠，说，他不喜欢，但他没办法。规则允许个人加入，我就加入了。
巴枯宁说，他一直都在找麻烦，这不是新鲜事。
会议散场之后，两人走出去，在日内瓦的街上走了一段。
纪尧姆说，在意大利和西班牙，跟着你的人越来越多，瑞士这边也有，如果第一国际要在这些地方真正站稳，需要的是另一套组织原则，不是伦敦那套。
巴枯宁说，我知道，这正是我要做的事情。
巴枯宁说，我知道，这正是我要做的事情。
此后数年，巴枯宁在第一国际内部，以意大利、西班牙和瑞士汝拉地区的联合会为基础，逐步形成了一个有明确立场的派别。
他同时在第一国际外另建"社会主义民主同盟"，1869年要求以集体名义加入第一国际，遭到总委员会拒绝，后以个人名义分批加入，但其追随者仍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组织活动。
伦敦这边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些情况持续关注。
1870年初，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里写道，巴
1870年初，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里写道，巴枯宁在那边搞得越来越厉害，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那些联合会基本上已经跟着他走了，瑞士的情况也在恶化，再这样下去，第一国际在这几个国家的基础会被他完全掏空。
恩格斯回信说，那就不能再等了，要在组织层面采取行动。
1871年3月18日，巴黎工人在抵制凡尔赛临时政府夺取国民自卫军大炮的行动中，自发推翻了凡尔赛在巴黎的权力，成立了公社委员会，巴黎公社由此建立。
消息传到伦敦和日内瓦，整个欧洲左翼运动都沸腾了起来。
马克思在伦敦密切关注着公社的动向，与公社方面
马克思在伦敦密切关注着公社的动向，与公社方面保持通信联系。
4月间，他给公社方面的联络人写信，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，其中一条是，必须在组织上采取更集中、更坚定的行动，对可能的反扑做好准备。
公社期间，委员会颁布了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安排。
所有公职人员，包括委员会成员在内，薪酬均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。
所有委员通过普选产生，选民随时有权罢免自己选
所有委员通过普选产生，选民随时有权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，无需等待任期届满。
常备军被废除，代之以武装的市民。这些安排在公社存续的七十二天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执行。
1871年5月21日，凡尔赛军队进入巴黎，"血腥周"开始。
至5月28日，最后的公社战士在拉雪兹神父公墓附近被击毙，公社覆灭。遇难和被处决的工人数以万计，大批人被流放。
消息传来，马克思彻夜未眠，连续数个通宵写下了
消息传来，马克思彻夜未眠，连续数个通宵写下了后来成为《法兰西内战》主体内容的那些文字。
与此同时，在日内瓦，巴枯宁听到公社覆灭的消息，对纪尧姆说，他们本来可以打赢的，但他们在某些关键的地方犹豫了，保留了太多旧的权威结构，这让他们束手束脚，最终付出了代价。
纪尧姆说，伦敦那边的解读肯定不一样。
巴枯宁说，当然不一样，他们永远不一样。
1872年9月2日，第一国际在荷兰海牙召开代
1872年9月2日，第一国际在荷兰海牙召开代表大会。来自各国的代表齐聚，围绕总委员会权限和巴枯宁派问题展开了长达数天的激烈辩论。
大会第三天，关于巴枯宁和纪尧姆的调查报告被提交审议，经过投票，两人被以多数票开除出第一国际。
投票结束时巴枯宁坐在那里，没有说话，表情平静得出乎纪尧姆的意料。
等大会宣布散会，两人走出会场，在海牙的街道上走了一段，纪尧姆问他有什么打算。
巴枯宁说，最重要的那个东西，还没有写完。
巴枯宁说，最重要的那个东西，还没有写完。
【4】1873年，《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》与那个被压在桌底的问题
1873年初，日内瓦，巴枯宁的书房。
纪尧姆拿着一份新写好的章节草稿，坐在巴枯宁对面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放下来，说，这一节写得很清楚，但有一个地方我不确定你是不是说得太直接了。
纪尧姆把那页纸推过去，指着中间一段，说，这里
纪尧姆把那页纸推过去，指着中间一段，说，这里，你直接发问——如果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，它将统治谁。这个问题一旦发出去，马克思那边一定会有反应的。
巴枯宁看了看那一段，说，我要的就是反应。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，他从来没有真正正面回答过，我要让所有人都注意到这一点。
纪尧姆说，但这样写，会不会让某些人觉得你只是在找他麻烦，而不是真的在讨论理论问题。
巴枯宁拿起笔，在那段话下面划了一道线，说，这不是找麻烦，这是真正的问题。
你听好，他的整套设计里，工人阶级要夺取国家政
你听好，他的整套设计里，工人阶级要夺取国家政权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，然后用这个政权改造经济基础，等阶级消灭了，国家自然消亡。
这个逻辑我懂，逻辑本身也不是不通。
但问题在中间——那个过渡期里，谁来掌握国家权力？工人代表。
那些代表掌权之后，他们还是工人吗？他们每天处理的是文件、命令、会议、权力分配，而不是站在车间里干活。
他们的处境变了，他们的利益就会变，利益变了，
他们的处境变了，他们的利益就会变，利益变了，阶级本色就会变。这不是骂人，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。
纪尧姆听完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如果他回答了呢。
巴枯宁说，因为这个问题没有他能公开说出口的答案。他如果承认这个风险存在，他的整套理论就要补大窟窿；他如果否认，大家都知道他在回避。所以他不会公开回答，最多在私底下写点什么自己看。
纪尧姆把那叠稿纸整理好，放回桌上，起身走到窗边，看了一会儿外面的湖面，说，就算他不公开回答，这本书发出去之后，支持他的那些人会来找你的麻烦。
巴枯宁说，他们一直都在找，区别只是找什么麻烦
巴枯宁说，他们一直都在找，区别只是找什么麻烦。
纪尧姆转过身，说，那意大利和西班牙那边的联合会怎么办，他们那边现在还需要你去巡一圈，稳定一下局面。
巴枯宁低头看了看自己浮肿的腿，说，等这本书写完再说。腿现在走不了那么远。
纪尧姆说，那我先过去一趟，帮你打个前站。
巴枯宁点了点头，说，去吧，告诉他们，书快写完
巴枯宁点了点头，说，去吧，告诉他们，书快写完了，写完了他们就明白我在做什么。
纪尧姆走了之后，书房重新安静下来。
巴枯宁在那个问题下面，又写了好几段，把这个核心质疑展开，从经济地位的改变讲到权力惯性的必然，从过渡期的无限延长讲到新特权阶层的生成逻辑，写得密密麻麻，填满了好几页稿纸。
窗外的莱蒙湖面上，薄薄的秋雾已经散去，露出远处灰蓝色的山影。
1873年，《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》出版，在
1873年，《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》出版，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圈子里迅速传开。
书传到伦敦，马克思拿到手，从头到尾读完，把书放在桌上，坐在那里，没有立刻动笔，也没有开口说什么。
燕妮走进书房，看见他坐在那里发呆，问，怎么了。
马克思说，没什么，在想一个问题。
燕妮看了一眼桌上那本书，说，巴枯宁的？
燕妮看了一眼桌上那本书，说，巴枯宁的？
马克思说，他这次不是骂，他这次问了一个问题。
燕妮说，什么问题值得你坐在这里半天不动。
马克思没有回答，低头把那本书重新翻开，翻到某一页，又看了一遍，然后起身去书架上取来一个新的笔记本，在扉页上写下书名，翻到第一章，开始逐段摘录，在每段摘录后面写下自己的回应。
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在写这个，也没有打算发表
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在写这个，也没有打算发表。
这份笔记，就这样安静地躺进了书桌的抽屉里，等待着一个它自己不知道的命运，而在日内瓦，巴枯宁的身体在这一年之后急剧衰退。
那个他在稿纸上提出的问题，连同马克思那份沉默的回应，一起埋进了两人各自剩余不多的岁月里，等着被后来的人挖出来，摊开在所有人面前.......
1873年的日内瓦，莱蒙湖上起了薄雾。
1873年的日内瓦，莱蒙湖上起了薄雾。
巴枯宁把自己关在书房里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。他已经59岁，腿脚浮肿，走几步路就要喘一阵。
桌上的稿纸摞得老高，笔迹潦草，墨迹有些地方晕开了，像是下笔太重，墨水来不及干透就被手掌蹭过去了。
门开了一道缝，他的学生罗斯从外面探进头来，把一杯热茶放到桌边，低声说，已经三天没出门了，要不要先休息一下。
巴枯宁头也不抬，把那杯茶往旁边推了推，说，你
巴枯宁头也不抬，把那杯茶往旁边推了推，说，你先出去。
罗斯没动，站在那里看了一眼桌上的稿纸，说，写的是驳马克思的？
巴枯宁这才停下笔，抬起头，说，不是驳他。是问他一个他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的问题。
巴枯宁拿起那叠稿纸翻了翻，把其中一页抽出来递过去，说，你自己看。
罗斯接过来，在灯下看了一会儿，脸色慢慢变了。
罗斯接过来，在灯下看了一会儿，脸色慢慢变了。
他把那页纸放回桌上，没有说话。
巴枯宁重新拿起笔，说，这个问题，马克思没有答案。他以为他有，但他没有。
罗斯站了片刻，转身出去了，把门带上。
巴枯宁的笔在稿纸上继续移动，窗外的湖面上雾气
巴枯宁的笔在稿纸上继续移动，窗外的湖面上雾气越来越浓，把对岸的山影整个吞没了。
那叠稿纸，就是后来让整个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炸开锅的《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》。
而在伦敦，马克思读完这本书之后，拿起了笔记本，悄悄写下了一份从未打算公开的回应，那份回应在他身后沉睡了四十三年，才被人从故纸堆里翻出来。
展示在世人面前，两人之间那场迟来的交锋，在那一刻才算真正完整地呈现出来，而这场交锋里埋藏的那些问题，打那以后从来没有真正平息过。
【1】1829年至1861年——巴枯宁走过的
【1】1829年至1861年——巴枯宁走过的那条路
1829年秋天，普列缅诺村的庄园里，巴枯宁的父亲亚历山大把15岁的儿子叫到书房。
亚历山大坐在椅子后面，把一封信推到桌子中间，说，圣彼得堡炮兵学校的入学通知下来了。
巴枯宁站在那里，看了一眼那封信，没有去接，说，我不想去。
亚历山大说，你不想去不行，这是你能走的路。外
亚历山大说，你不想去不行，这是你能走的路。外省贵族的儿子，不是军队就是外交，你自己选一个。
巴枯宁沉默了一会儿，把那封信拿起来，揣进上衣口袋，转身走了。
亚历山大在他背后说，到了那里好好念书，别惹事。
这句话，巴枯宁显然没有放在心上。
进入圣彼得堡炮兵学校之后，巴枯宁表现得中规中
进入圣彼得堡炮兵学校之后，巴枯宁表现得中规中矩，1832年完成学业，被分配至立陶宛地区的炮兵部队，后转至明斯克一带。
军营里的生活让他觉得透不过气，他给家里写信，说这里的人每天想的就是军衔和饭食，没有人谈哲学，没有人谈思想，他在这里快要憋死了。
日子一天天过，他对军队的厌倦不仅没有减退，反而越积越深。
1835年，他以健康为由申请退役，获批之后立刻离开军队，前往莫斯科。
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文学沙龙上，那天在座
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文学沙龙上，那天在座的人都在争论黑格尔的一个命题，别林斯基主张一种理解，其他人另有看法，争到最后僵在那里，没人说得服谁。
巴枯宁坐在角落里，一直没开口，等众人都安静下来，他才说，你们都没有抓住黑格尔真正想说的东西。
别林斯基转过头来看他，说，那你说，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。
两个人就这样从下午一直谈到深夜，把其他人都晾在一边，谈完之后在街上又站了一个多小时才各自散去。
从那之后，两人成了莫斯科知识圈子里走得最近的
从那之后，两人成了莫斯科知识圈子里走得最近的朋友之一。
别林斯基后来在给友人的信里提到巴枯宁，说这个人有一种罕见的能力，能从任何一个哲学问题里看到它最尖锐的那一面，然后把那一面挑出来，迫使所有人直视它。
1840年，巴枯宁自费前往柏林，进入柏林大学旁听。
他给别林斯基写信说，柏林这里的空气不一样，哲学在这里不是书房里的东西，是街上的东西，每个人都在谈，咖啡馆里谈，广场上谈，大学走廊里谈，他在这里才觉得真的活着。
别林斯基回信，叮嘱他少说话，多听，先把德语打
别林斯基回信，叮嘱他少说话，多听，先把德语打磨得更流利再发言。
巴枯宁没有照做。到了柏林没多久，他就已经出现在各种讨论场合里，用磕磕绊绊的德语和当地学生争论哲学命题，争不过语言关就换回法语，法语说不明白的再补一句俄语，整个人像一个停不下来的发动机。
1842年，他在德国《德意志年鉴》上发表文章，第一次让更多人看到了他的名字。文章里有一句话，被人反复转引——破坏的激情同时也是创造的激情。
这句话说出来之后，各种各样的人开始找他。有人来讨论哲学，有人来谈革命，有人来质问他，有人来追随他。
巴枯宁来者不拒，每个人都和他谈，谈完再和下一
巴枯宁来者不拒，每个人都和他谈，谈完再和下一个人谈。
他在柏林、在巴黎、在苏黎世之间来回移动，每到一处都会聚起一批谈话的人，然后再出发去下一处。
1843年，他辗转抵达巴黎，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马克思。
那次见面是通过共同的朋友安排的，地点在巴黎的一处公寓。
马克思那时候25岁，留着黑色的浓密络腮胡，说
马克思那时候25岁，留着黑色的浓密络腮胡，说话很快，逻辑严密，一个论点接着一个论点，几乎不给对方插嘴的机会。
巴枯宁比他大四岁，坐在那里听了一会儿，等马克思停下来喝了口水，才说，你说的那些，前提是工人阶级愿意按照你说的那条路走。
马克思说，历史规律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。
巴枯宁说，历史规律是你归纳出来的，不是工人说出来的。
马克思沉默了片刻，说，你的意思是什么。
马克思沉默了片刻，说，你的意思是什么。
巴枯宁说，我的意思是，工人想要的，不一定是你替他们想的那个东西。
那次见面之后，两人没有立刻决裂，但彼此都知道，方向不一样。
公寓里其他在场的人后来各自回忆起这次会面，说法不尽相同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： 那天两个人谈完之后，气氛相当沉，谁都没有要再多说几句的意思。
1844年，巴枯宁还在巴黎，见到了蒲鲁东。
1844年，巴枯宁还在巴黎，见到了蒲鲁东。
蒲鲁东比巴枯宁大五岁，出身工人家庭，做过印刷工，靠自学成才。两人见面之后谈得比巴枯宁和马克思投机得多。
蒲鲁东不相信国家，认为一切形式的权威都是对人的压制，巴枯宁听完，说，你说出了我一直想说但还没有找到准确表达的那个东西。
蒲鲁东笑着说，那我们大概是一路人。
此后数年，蒲鲁东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形成
此后数年，蒲鲁东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。
巴枯宁后来在给友人的信里说，蒲鲁东是他遇到的人里，少数几个真正从内部理解权力问题的人，他不是从书本上分析权力，而是从自己的生活经历里感受权力，这让他说出来的东西和那些只在书斋里研究的人完全不同。
1848年，欧洲革命浪潮席卷各国。巴枯宁先后赶赴布拉格、德累斯顿，参与各地的起义和运动。1848年6月，他出席了在布拉格召开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。
1849年5月，他参与了德累斯顿五月起义，这是当年德国最重要的一次武装起义之一。
起义持续了数日，1849年5月9日前后被普鲁
起义持续了数日，1849年5月9日前后被普鲁士军队镇压，巴枯宁被萨克森当局逮捕。
萨克森法院先判处他死刑，后改为终身监禁。
1850年，奥地利以他曾参与布拉格事件为由提出引渡，将他关押于奥姆尔茨要塞和布拉格要塞。
1851年，俄国沙皇政府再度提出引渡，将他转入圣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单独关押，条件极为严苛，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。
在要塞里，潮湿、阴暗、无书可读、无人交谈，巴
在要塞里，潮湿、阴暗、无书可读、无人交谈，巴枯宁在那里熬过了数年，牙齿大部分脱落，身体每况愈下。
1857年，他被转至西伯利亚，在托博尔斯克和伊尔库茨克以流放者身份生活。
1861年，他趁监视松弛之机，从伊尔库茨克出逃，沿阿穆尔河顺流而下，在日本横滨短暂停留，随后横渡太平洋，经旧金山、巴拿马地峡、纽约，于1861年年底抵达英国伦敦，重新出现在欧洲革命运动的视野里。
消息传开，流亡者圈子里沸腾了一阵。
赫尔岑在伦敦听到这个消息，当天就去找巴枯宁，
赫尔岑在伦敦听到这个消息，当天就去找巴枯宁，两个人在赫尔岑家的客厅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，赫尔岑说，你这一圈绕得，把地球的腰都快绕断了。
巴枯宁说，西伯利亚的雪就那么几种颜色，待够了，不绕这一圈出不来。
此后，巴枯宁先后在意大利、瑞士等地活动，逐步建立起以无政府主义为旗帜的组织网络，并于1868年加入第一国际，由此与马克思产生了直接的组织层面的交集。
【2】1818年至1864年——马克思走过的那条路
1841年春天，马克思在柏林给父亲的朋友写了
1841年春天，马克思在柏林给父亲的朋友写了一封信，说他刚刚拿到耶拿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，打算谋一个大学教职。
回信来得很慢，等他拿到，上面的意思是，他的老师布鲁诺·鲍威尔在波恩大学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，当局正在清查思想激进的学者，马克思若想在大学里谋职，时机很不好。
马克思把那封信放在桌上，看了很久，转身去收拾行李，准备去科隆。
他对恩格斯说过，他当时其实并不是很失望。他说，大学是什么地方，是关门做学问的地方。他想做的事情，不是关在门里面做的。
1842年，他开始给科隆的《莱茵报》撰稿，同
1842年，他开始给科隆的《莱茵报》撰稿，同年出任主编。
《莱茵报》在他手里越办越硬，文章直接批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，引来当局持续的压力。
编辑部的同事私下议论，说马克思这样搞下去迟早会出事，劝他收敛一点。
1843年3月，《莱茵报》被普鲁士当局勒令停刊。马克思在最后一期编完之后，把办公室的钥匙放在桌上，走了出去，没有回头。
1843年6月，他和燕妮·冯·威斯特华伦在特
1843年6月，他和燕妮·冯·威斯特华伦在特里尔结婚。此后，两人离开特里尔，前往巴黎。
1844年，在巴黎，马克思和恩格斯重逢。
两人最初在1842年见过一面，谈得不深。这一次在巴黎再遇，却是另一回事了。
恩格斯带着他在曼彻斯特工厂区深入调查后写成的笔记，马克思看着那些数字和描述，两人谈了整整十天，从早晨谈到深夜，每天如此。
恩格斯后来说，他带来的是大量细碎的、具体的工
恩格斯后来说，他带来的是大量细碎的、具体的工厂观察，马克思拿着这些材料，像一个钟表匠拿到了一堆零件，能准确地告诉你每一个零件在整个机器里处于什么位置。
这让恩格斯意识到，他们两个人合在一起，能做到任何一个人单独做不到的事情。
1845年，马克思被法国当局驱逐，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。在布鲁塞尔，他和恩格斯合作起草《共产党宣言》。
写《宣言》的那段时间，截止日期一再临近，共产主义者同盟催得紧。恩格斯写了一份问答体的草稿，马克思看完，说，这个形式不对，要改成宣言的体裁，语气要直，不能像答题纸。
恩格斯说，那你来写，我去准备其他材料。
恩格斯说，那你来写，我去准备其他材料。
马克思把那份草稿推到一边，重新铺开新纸，开始写。
据说写得极快，连续数日几乎没怎么睡觉，把燕妮叫来帮他誊清，两人轮流抄写，赶在截止日前把稿子送了出去。
1848年2月，《共产党宣言》在伦敦出版。
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，马克思返回科隆，主编
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，马克思返回科隆，主编《新莱茵报》，参与德国民主运动。
革命失败后，他被驱逐出境，经巴黎短暂停留后，于1849年8月抵达英国伦敦，此后终身未再离开。
伦敦的生活，开头极为艰难。马克思一家住在索霍区迪恩街，房子狭小，孩子多，钱不够用，债主时常登门。
燕妮给朋友写信，说家里的钱有时候连买煤的都不够，冬天冷得孩子哭个不停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恩格斯从曼彻斯特持续接济，才把最难的那些时候
恩格斯从曼彻斯特持续接济，才把最难的那些时候撑了过去。
马克思每天去大英博物馆阅览室，查阅资料，做笔记，写作。他在那里一坐就是数十年，整理出的笔记摞起来，据说比他的书桌还要高。
1867年9月，《资本论》第一卷在汉堡出版。
马克思把第一批样书拿到手，坐在书桌边翻了很久，然后给恩格斯写信，说这是他这辈子所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，不管结果如何，这件事他做完了。
恩格斯在回信里说，这本书出版之后你应该好好睡
恩格斯在回信里说，这本书出版之后你应该好好睡一觉，你已经太久没有睡一个完整的觉了。
1864年9月，第一国际在伦敦圣马丁堂成立。
马克思起草了成立宣言，成为总委员会的核心成员。
此后数年，他在这个平台上与来自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活动家产生了直接联系，也在这个平台上与巴枯宁展开了延续多年的路线冲突。
【3】1864年至1872年——第一国际内部
【3】1864年至1872年——第一国际内部的裂变
1868年秋天，日内瓦，第一国际瑞士联合会的一次会议上，巴枯宁第一次以正式成员的身份出现在第一国际的活动场合。
坐在他旁边的是詹姆斯·纪尧姆，瑞士制表工人，也是巴枯宁在瑞士最主要的追随者之一。
会议快结束的时候，纪尧姆凑近巴枯宁，低声说，伦敦那边对你加入的事，知道吗？
巴枯宁把椅子往后靠了靠，说，他不喜欢，但他没
巴枯宁把椅子往后靠了靠，说，他不喜欢，但他没办法。规则允许个人加入，我就加入了。
巴枯宁说，他一直都在找麻烦，这不是新鲜事。
会议散场之后，两人走出去，在日内瓦的街上走了一段。
纪尧姆说，在意大利和西班牙，跟着你的人越来越多，瑞士这边也有，如果第一国际要在这些地方真正站稳，需要的是另一套组织原则，不是伦敦那套。
巴枯宁说，我知道，这正是我要做的事情。
巴枯宁说，我知道，这正是我要做的事情。
此后数年，巴枯宁在第一国际内部，以意大利、西班牙和瑞士汝拉地区的联合会为基础，逐步形成了一个有明确立场的派别。
他同时在第一国际外另建"社会主义民主同盟"，1869年要求以集体名义加入第一国际，遭到总委员会拒绝，后以个人名义分批加入，但其追随者仍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组织活动。
伦敦这边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些情况持续关注。
1870年初，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里写道，巴
1870年初，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里写道，巴枯宁在那边搞得越来越厉害，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那些联合会基本上已经跟着他走了，瑞士的情况也在恶化，再这样下去，第一国际在这几个国家的基础会被他完全掏空。
恩格斯回信说，那就不能再等了，要在组织层面采取行动。
1871年3月18日，巴黎工人在抵制凡尔赛临时政府夺取国民自卫军大炮的行动中，自发推翻了凡尔赛在巴黎的权力，成立了公社委员会，巴黎公社由此建立。
消息传到伦敦和日内瓦，整个欧洲左翼运动都沸腾了起来。
马克思在伦敦密切关注着公社的动向，与公社方面
马克思在伦敦密切关注着公社的动向，与公社方面保持通信联系。
4月间，他给公社方面的联络人写信，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，其中一条是，必须在组织上采取更集中、更坚定的行动，对可能的反扑做好准备。
公社期间，委员会颁布了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安排。
所有公职人员，包括委员会成员在内，薪酬均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。
所有委员通过普选产生，选民随时有权罢免自己选
所有委员通过普选产生，选民随时有权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，无需等待任期届满。
常备军被废除，代之以武装的市民。这些安排在公社存续的七十二天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执行。
1871年5月21日，凡尔赛军队进入巴黎，"血腥周"开始。
至5月28日，最后的公社战士在拉雪兹神父公墓附近被击毙，公社覆灭。遇难和被处决的工人数以万计，大批人被流放。
消息传来，马克思彻夜未眠，连续数个通宵写下了
消息传来，马克思彻夜未眠，连续数个通宵写下了后来成为《法兰西内战》主体内容的那些文字。
与此同时，在日内瓦，巴枯宁听到公社覆灭的消息，对纪尧姆说，他们本来可以打赢的，但他们在某些关键的地方犹豫了，保留了太多旧的权威结构，这让他们束手束脚，最终付出了代价。
纪尧姆说，伦敦那边的解读肯定不一样。
巴枯宁说，当然不一样，他们永远不一样。
1872年9月2日，第一国际在荷兰海牙召开代
1872年9月2日，第一国际在荷兰海牙召开代表大会。来自各国的代表齐聚，围绕总委员会权限和巴枯宁派问题展开了长达数天的激烈辩论。
大会第三天，关于巴枯宁和纪尧姆的调查报告被提交审议，经过投票，两人被以多数票开除出第一国际。
投票结束时巴枯宁坐在那里，没有说话，表情平静得出乎纪尧姆的意料。
等大会宣布散会，两人走出会场，在海牙的街道上走了一段，纪尧姆问他有什么打算。
巴枯宁说，最重要的那个东西，还没有写完。
巴枯宁说，最重要的那个东西，还没有写完。
【4】1873年，《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》与那个被压在桌底的问题
1873年初，日内瓦，巴枯宁的书房。
纪尧姆拿着一份新写好的章节草稿，坐在巴枯宁对面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放下来，说，这一节写得很清楚，但有一个地方我不确定你是不是说得太直接了。
纪尧姆把那页纸推过去，指着中间一段，说，这里
纪尧姆把那页纸推过去，指着中间一段，说，这里，你直接发问——如果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，它将统治谁。这个问题一旦发出去，马克思那边一定会有反应的。
巴枯宁看了看那一段，说，我要的就是反应。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，他从来没有真正正面回答过，我要让所有人都注意到这一点。
纪尧姆说，但这样写，会不会让某些人觉得你只是在找他麻烦，而不是真的在讨论理论问题。
巴枯宁拿起笔，在那段话下面划了一道线，说，这不是找麻烦，这是真正的问题。
你听好，他的整套设计里，工人阶级要夺取国家政
你听好，他的整套设计里，工人阶级要夺取国家政权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，然后用这个政权改造经济基础，等阶级消灭了，国家自然消亡。
这个逻辑我懂，逻辑本身也不是不通。
但问题在中间——那个过渡期里，谁来掌握国家权力？工人代表。
那些代表掌权之后，他们还是工人吗？他们每天处理的是文件、命令、会议、权力分配，而不是站在车间里干活。
他们的处境变了，他们的利益就会变，利益变了，
他们的处境变了，他们的利益就会变，利益变了，阶级本色就会变。这不是骂人，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。
纪尧姆听完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如果他回答了呢。
巴枯宁说，因为这个问题没有他能公开说出口的答案。他如果承认这个风险存在，他的整套理论就要补大窟窿；他如果否认，大家都知道他在回避。所以他不会公开回答，最多在私底下写点什么自己看。
纪尧姆把那叠稿纸整理好，放回桌上，起身走到窗边，看了一会儿外面的湖面，说，就算他不公开回答，这本书发出去之后，支持他的那些人会来找你的麻烦。
巴枯宁说，他们一直都在找，区别只是找什么麻烦
巴枯宁说，他们一直都在找，区别只是找什么麻烦。
纪尧姆转过身，说，那意大利和西班牙那边的联合会怎么办，他们那边现在还需要你去巡一圈，稳定一下局面。
巴枯宁低头看了看自己浮肿的腿，说，等这本书写完再说。腿现在走不了那么远。
纪尧姆说，那我先过去一趟，帮你打个前站。
巴枯宁点了点头，说，去吧，告诉他们，书快写完
巴枯宁点了点头，说，去吧，告诉他们，书快写完了，写完了他们就明白我在做什么。
纪尧姆走了之后，书房重新安静下来。
巴枯宁在那个问题下面，又写了好几段，把这个核心质疑展开，从经济地位的改变讲到权力惯性的必然，从过渡期的无限延长讲到新特权阶层的生成逻辑，写得密密麻麻，填满了好几页稿纸。
窗外的莱蒙湖面上，薄薄的秋雾已经散去，露出远处灰蓝色的山影。
1873年，《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》出版，在
1873年，《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》出版，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圈子里迅速传开。
书传到伦敦，马克思拿到手，从头到尾读完，把书放在桌上，坐在那里，没有立刻动笔，也没有开口说什么。
燕妮走进书房，看见他坐在那里发呆，问，怎么了。
马克思说，没什么，在想一个问题。
燕妮看了一眼桌上那本书，说，巴枯宁的？
燕妮看了一眼桌上那本书，说，巴枯宁的？
马克思说，他这次不是骂，他这次问了一个问题。
燕妮说，什么问题值得你坐在这里半天不动。
马克思没有回答，低头把那本书重新翻开，翻到某一页，又看了一遍，然后起身去书架上取来一个新的笔记本，在扉页上写下书名，翻到第一章，开始逐段摘录，在每段摘录后面写下自己的回应。
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在写这个，也没有打算发表
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在写这个，也没有打算发表。
这份笔记，就这样安静地躺进了书桌的抽屉里，等待着一个它自己不知道的命运，而在日内瓦，巴枯宁的身体在这一年之后急剧衰退。
那个他在稿纸上提出的问题，连同马克思那份沉默的回应，一起埋进了两人各自剩余不多的岁月里，等着被后来的人挖出来，摊开在所有人面前.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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